长影节评委梁明：多办几个电影节有利无害

第九届长春电影节评委 梁明

　　我记得长春办第一届电影节是1992年，那时还是个国际电影节。当时中国只有两个国际电影节：上海和长春。现在长春电影节从国际改定位华语，我倒觉得它这两年是越办越好了。

　　2002年到2004年间，中国电影市场不太兴旺。那几年长春电影节受整个中国电影市场影响，也比较沉寂。但从2005年开始，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。

　　2004年，长春电影节的参评影片数量可能有80多部，2006年到了100多部，今年大概有300部电影报名参评，这是业界对长春电影节在规模上的认可，也是对金鹿奖在专业性和权威性上的认可。

　　我是长春电影节金鹿奖的评委，同时也是金鸡奖的评委。国内的电影节，也经常参加。应该说，目前在业内人土心中，长春电影节的分量也是越来越重了。

　　而它区别于其他国内电影节的特点是开放性很强，包容性较大，尤其是对香港和台湾电影来说，给了他们很大的空间。不管你是香港导演还是台湾导演，都可以带着片子过来，和咱们内地的影片一同参加评选。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极好的机会，也是两岸三地沟通的一个电影平台。

　　我在美国呆了将近10年，对西方电影多少有一些了解。这一届长春电影节上有一个重要环节是“中国农村电影回顾”，在改革开放30周年这样一个节点上，对农村电影有这样一个回望，我觉得非常好。

　　之所以这样说，因为农村电影是中国电影的特定题材，也就是说，是中国电影的“独创”。在美国是绝对没有农村电影的。它能够最大程度地汇集“中国元素”，而且最真实地反映大部分中国人的生活，是中国电影最天然的“本土化”。

　　在摄影系上学时，我和张艺谋都是同学。应该说，以张艺谋为代表的“第五代”，拍了很多具有探索精神的“乡土寓言”。如《黄土地》、《红高梁》、《秋菊打官司》。我自己获得最佳摄影奖的电影《两个人的芭蕾》，实际上也是一部农村题材的影片。

　　　农村可以说是人类进步的起源地。从某种层面上说，它代表了一个古老民族的风貌和精神，作为“感受艺术”的电影，它对整个民族“精神上的感受”有着绝对的“解释权”，那么这种“感受”的根源就是民族的“魂”。

　　如今电影完全是市场化运作，大家都爱拍所谓的商业片，所以这几年好的农村电影不多。当然，这也跟业界风气有关。一个导演，对哪一部分生活有体会，就能拍哪一个题材的片子。现在我们有一部分电影创作人员，平时很少深入生活。让他下到农村，下到工厂去体验生活，他怕苦十白累。对农村生活不了解，怎么可能拍好农村题材的电影呢?在这个时候让大家再次关注农村电影，我觉得是很及时很识时务的做法。

　　电影节这个东西，国外有成百上千个电影节，每一个电影节、甚至每一届都有自己的定位。我们国家的电影节更多的是“对内”，不是对外。我觉得在这方面，跟国外还有差距。

　　在中国比较正规的电影节屈指可数，电影创作者获奖的几率就小，这对中国电影的发展并不太有利。电影行业就像是一艘船，前进的方向很重要。电影节和电影奖项的评定，是对中国电影行业发展非常重要的“导航仪”。

　　我带我女儿看电影，她经常会问我，它到底在说什么?或者看完某一部电影，她会跟我说：爸爸，看来男人都不是好东西等等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。电影有教育功能，它应该为树立社会正面价值而努力。它不是一个文学作品也不是绘画作品，它是大众作品，有社会影响，一部影片所传达的文化观、历史观等等，都应该以正面的价值观为导向。

　　任何电影节和电影奖项的评定，实际上反映了一个国家和他的人民，对电影的客观评价标准，每参加一次电影节，是对电影人的一次“测评”，也是对中国电影事业发展方向的正确把握。在这个层面上，我觉得多办几个电影节是有利无害的事情。 （编辑／韩悦悦　红蜻蜓）